《家的蜃樓》（四-2）「我沒感覺」：當麻木成為內在分身，創傷修復該走向何處？
在上篇文章中，我們從大榮的故事看見，他之所以極力厭惡內心中的「阿榮」，是因為阿榮背負了過多的痛苦、脆弱與羞愧。所幸在作者仁郁細膩而堅定的陪伴下，「大榮」與「阿榮」最終得以相互理解、和解共存。
然而，創傷的修復從來不只是個人內心的掙扎。
受害者們在試圖跨越創傷時，還必須直面來自家庭與社會結構的龐大壓力：
「識相一點，不要去惹他。」
「人都已經道歉了，你還想怎樣？」
「當初為什麼不早點說出來？」
當受害者勇敢發聲求助，迎面而來的卻往往是社會冷酷無情的質問。
家庭與社會是如何聯手織出一張密不透風的困境之網，讓受害者深陷其中、難以逃脫？
每當社會新聞爆出家內暴力或性侵的案件時，我們仍會聽見一些人不解的質疑：「如果家裡這麼可怕，你為什麼不逃跑？」，而那也不免成為受害者心中所迴盪的自我懷疑。
然而，對於身處風暴中心的受害者來說，真正將他們困住的，往往不是這句事後的質疑，而是事發當下、鼓起勇氣向人訴說之後，身邊的其他大人，那些看似「息事寧人」，實則否認傷痛、無比慘忍的要求：
「你為什麼就不懂看臉色？道歉就好了？不要去惹他？」
在明心讀書會的第五場，跟著楊敦翔心理師的導讀，我們走進了《家的蜃樓》中關於「亂倫家庭的政治心理學」。
透過書中的探討我們沉重地意識到：受害者之所以離不開，是因為他們身處的不只是一個有暴力的家，而是一座由「家內威權」、「沉默共犯」、旁人的行動與言語都站在了「加害者（威權者）」那邊所交織而成的困局。
在這困局裡，「對錯」是被當權者隨意決定的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「威權」：「以一人意志凌駕於他人之上，將人的可尊重性與可悲傷性階序化，以致可以剝奪他人主體性的威權思維。」
🔹「道歉就好」的共犯結構：對錯被加害者主宰下的生存法則
在家內亂倫與暴力的本質裡，除了暴行本身，困住人的更深層的則是一種絕對的「威權統治」。
在極端受創的家庭中，施暴者往往掌握了定義現實的絕對權力。如同書中所描繪的，威權體制的核心在於「以自我為中心定義善惡、是非、對錯」。
而這張權力網，之所以能夠鞏固，勢必包含那些「旁觀的協作者」。
在書中的例子來說，當權威者（如父親）施暴或發怒時，心理缺席的旁觀者（如母親）為了維繫家庭權威體制的運作、保護自己的安全或「好媽媽」的形象，選擇忽視暴力的發生。
她們沒有站出來保護孩子、甚至反而是孩子出來保護媽媽，但最後為了「家庭和諧」、「安全生存」也回過頭來要求受害者妥協：「你不要惹爸爸生氣」、「你道歉就沒事了」。
這種「順著威權者，請受害者認罪」的互動模式，對孩子的心智是一場災難。
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孩子學會的從來不是「如何分辨對錯」，而是「怎麼活下去」。
因為真實的對錯，在威權的家裡其實不被認可。當受害者像大榮一樣，被迫為了不屬於自己的錯而道歉時，他們自然會產生一種「事實」與「感受」的斷裂，這荒謬卻真實的罪惡感，誤以為「是我做錯事了，才會受罰」，或者「會發生這樣的事情，是我的錯」。
🔹受害者的自我銷熔與「背叛創傷」
而這種來自理應保護自己的照顧者的忽視與逼迫妥協，在心理學上被稱為「背叛創傷」（Betrayal Trauma）。
對受害者來說，被照顧者背叛的痛楚，有時甚至比直接的暴力更具毀滅性。因為這傳遞了一個殘酷的訊息：「你的求救是沒有用的，為了維持這個家的和諧，你必須被犧牲。」
而原先自然對於「照顧者」的信任，也被背叛了。
為了解決這種無解的矛盾，受害者只能走向「自我的銷熔」。
他們必須內化、認同加害者的邏輯，扭曲自身的認知和記憶，因為如果不這麼做，他們將面臨被質疑、貶低甚至被徹底拋棄的代價。他們學會了：滿足施暴者、委屈自己，是生命存在的唯一價值。
於是，在他們的邏輯裡，如果說出真相、如果不乖乖道歉，自己就成了那個「撕裂家庭」、「背叛父母」的罪人。
🔹社會威權的交織：逃出家門，卻撞上另一道高牆
如果說，家內的威權與共犯讓受害者不敢發聲；那麼，社會體制的威權，則是殘酷地將他們再次推回深淵。
當書中的小汐好不容易鼓起勇氣，試圖向外（如老師、社工或警察）求助時，她面臨了什麼？她撞上的是一個與施暴父親有著相似邏輯的社會體制。
小汐鼓起勇氣跟老師透露後，老師說：「你們家的事，自己回去處理。」
小汐在報案時，被警察質疑：「都長這麼大了，為什麼不逃跑？」
當她申請保護令時，社工問她：「既然成年後還發生，你是不是自願的？」
社會上充斥著隱形的父權迷思與責怪受害者的文化，這類言論無形中淡化了加害者的責任，卻將苛責轉嫁到受害者身上。
大眾文化將「家」預設為一個神聖的避風港，因此，當受害者膽敢撕開這個假象時，明明破壞家庭的是加害者，遭受猛烈抨擊的卻往往是那個「家醜外揚」的受害者。
不僅如此，當受害者進入法律訴訟體系時，冷硬的體制要求他們反覆證明自己。當不了了了之，或因為證據不足而換來的「不起訴處分」時，法律語言的冷酷，完美地呼應了受害者童年時的無力感——「原來外面的世界跟家裡一樣，沒有人會聽我說話，一切還是掌權者說了算。」
🔹在世關係的重新定錨
面對如此龐大且交織的威權結構，心理治療到底能做什麼？
哲學家海德格曾提出一個概念叫「拋擲於世（Thrownness）」——我們無法選擇自己被拋入什麼樣的家庭。
對於亂倫創傷的倖存者來說，他們被拋入了一個座標完全錯亂、充滿暴力的時空。
因此，創傷修復的核心工作，就是幫助個案進行「在世關係座標系的重新定錨」。
在實務現場，當我們遇見像小汐這樣充滿防衛、甚至對治療師充滿不信任的個案時，我們必須明白，那份不信任是社會與家庭共同造成的。
我們不能急著強行拆掉個案原本的生存邏輯（因為那是他們活到現在的唯一依靠），更不能像家裡的旁觀者一樣，要求他們「看開一點」或「原諒」。
真正的陪伴，是慢慢地、穩穩地待在他們身邊。我們不成為那個逼迫他們道歉的「旁觀者」，也不成為那個質疑他們為何不逃跑的「社會體制」。
我們透過一次次的互動，陪伴的積累，在人我關係中，慢慢拓展出新的連結，重新定義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。
把當年被剝奪的「判斷對錯的權利」與「真實的自我」，一步一步地找回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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🔹參考文獻
彭仁郁（2026）。家的蜃樓：亂倫創傷精神分析民族誌。左岸文化。
🔹延伸閱讀及收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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