過去、記憶、民主


獻給那些終其一生為自由而努力的人們

無論是在政治暴力創傷工作、心理治療工作,最常被質疑的都是「那都已經過去了」。

過去真的過去了嗎?

我們常常以為,過去的事已經過去,不再需要去想。甚至認為「回憶」、「回想」是一種浪費時間、沉溺於傷痛的事,更遑論如果是痛苦的往事,那回憶又再一次的帶來痛苦。

只是我們好好去想這件事,會發現真正困擾的往往不是回憶,其實是我們「無法面對又持續侵擾的過去」:那些未被看見的記憶、未被經驗的情緒、甚至滿滿的困惑、深層的淹沒感,而他們一直都沒有真正消失,往往為了先活下去而沉進了意識的深處,直到某些時刻、某段關係時悄然浮現 — 可能是一次衝突、一句話、一種模糊不明的感覺。

記憶與創傷:從心理學看我們為何要記得

心理學指出,創傷記憶並不會因時間而自動消失。相反地,它們常以片段、情緒化、身體感受等方式保留在個體的神經系統中(Van der Kolk, 2014)。一旦當下有類似的觸發情境,這些未整合的記憶便會「重現(flashback)」,影響情緒、關係與生活。

但我們並非無力面對。研究指出,當人能在安全的情境中經驗當下的感受,並與過去的經驗連結,他們才有機會重整記憶,賦予它意義(Siegel, 2010)。這正是在助人工作中「記憶」的核心之一:不是回頭強迫自己想起什麼,只是允許記憶自然浮現,在當下被看見、被承認。

記憶,不是回頭,是為了走進當下

其實無論在哪種助人工作中的想起過去,經常不是要刻意回顧,那就自然想起、浮現,彷彿能再有機會去搞清楚自己經驗當下的感受,允許那些仍有重量的東西浮現;因此即便探尋某些往事,也是為了能更加理解。

也就是說,當我們記得,其實人們的無意識動機並不是為了困在過去,而是為了讓過去真正過去。因為唯有當記憶被經驗過、被理解過,它對現在的影響才能變得清晰,而我們才能真正活在現在——去追求、去珍惜、去創造。

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:從心理到歷史

而這樣的過程,不只存在於個人的生命中,也存在於整個社會。台灣的歷史經驗中,白色恐怖是一段沉重卻常被忽略的記憶。長期以來,我們用「不要碰政治」、「那都已經過那麼久了」、「不要撕裂族群社會」來讓它沉沒。但這段歷史,就算不碰就真的過去了嗎?

白色恐怖留下的,不只是檔案與紀錄,而是代代之間的沉默、不信任、壓抑情緒,以及對公共事務的冷漠與自我抽離。而這些情緒的根,是許多人記憶中那些未被處理、未被說出、未被理解、不全的記憶。

它就潛藏蔓延在家庭、社區與整個社會中,形成了一種集體遺產。就像許多受難者與其家人,在戒嚴時期不敢談論自己的經驗;沉默成為一種求生策略,也成為一種情緒遺產。

如同社會許多家庭可能學到的是「不要問太多」、「說話要小心」、「有耳無嘴」、「隱藏才安全」,形成對公共事務的疏離與不信任;甚至有些人雖不知家族的歷史,但卻莫名承接了一種焦慮、警戒、嚴厲、對未來的不安,甚至長期地影響睡眠。

而當以代間創傷的形式傳遞下來。他可能透過情緒表現、養育方式、對權威的態度與人際社會信任感,潛移默化地影響一代又一代,而當我們越來越有意識,對於屆齡適婚年齡的青年人來說,那就成為一種沈重的負擔,也展現在某些伴侶對生養子女的考量上。

既然還沒有把握,那不如就不要行動吧!是何等承重的責任啊!

這樣的影響,不只是歷史記憶的缺席,更是情感經驗的斷裂。我們不只失去語言,也失去某些了解自己的路徑。


五一九,白色恐怖記憶日:讓我們勇敢記得

76年前,1949年5月19日,政府宣布戒嚴,臺灣進入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,甚至金門、馬祖等離島,得要到1992年才解除戰地政務,實質上的解嚴。

這三、四十年這塊土地上發生了許多事情,那之前各自擁有不同記憶難以交流,這之間又發生了許多不能輕易言談,而需要隱藏的記憶,又過了33年,我們只能爬梳蛛絲馬跡慢慢拼湊,逐漸理解。

設立「白色恐怖記憶日」的意義,正在於給予這些創傷一個可以被說出與承接的空間。提醒我們,記憶不是一件私密或過去的事,而是一種集體的當下行動。讓我們能夠重新接觸歷史,理解它如何仍在影響我們,並從中找回彼此的連結。

唯有如此,記憶才能不再成為禁忌,而是力量的來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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